聞章：拍電影更靠后？
徐光耀：是的。小說出版后，就想到了電影劇本。給誰拍呢？正好嚴寄洲在保定拍《野火春風斗古城》，黃胄在保定給梁斌的《紅旗譜》畫插圖。我去看黃胄時，遇到嚴寄洲，我跟嚴也認識，就把劇本給了他。他提出修改，修改不怕，但是他的修改意見我實在不能接受，于是把劇本又要了回來。這時想到崔嵬，把劇本寄給他了。在華北聯(lián)大時，我和崔嵬是同事。1963年，電影拍出來了。
聞章：《小兵張嘎》是真好，小說和電影，各有各的好，但純凈是共同的。
徐光耀：看來人就得傻些才好。我當時，沒有別的想法，生死兩不能，寵辱皆忘，只剩下純真了。嘎子也純真，一心為奶奶報仇。也許是兩者的心境在這時候合一了……
聞章：成了生命統(tǒng)一體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的確，您說得對，人就得傻，就得制心一處，如果有名利之想，或者想依附點什么，人不單純了，作品也就難單純了，人不深刻了，作品也就難深刻了。
抗日是您的生命情結之一，一個人的成長期全部在戰(zhàn)爭中度過，必然會對心靈造成非常重要的影響。因此對您來說，抗戰(zhàn)題材是個永遠挖掘不盡的東西。因此雖然有了《平原烈火》和《小兵張嘎》，但是，您肯定不滿足。您不是不想寫，而是沒有機會。
徐光耀：是這樣。抗戰(zhàn)對我影響最深刻，一生忘不掉的就是抗戰(zhàn)，再就是反右。這兩件事構成了我的一生，曲折了我的一生，也成就了我的一生。因此我感念。
《平原烈火》是個不成熟的作品，只有激情，文學上不能說有多高。那里頭干貨多，好多是原材料。要想寫好抗戰(zhàn)題材，就得消化它，升華它。因此《平原烈火》之后，更多的是學習。先是上中央文學講習所，又上朝鮮戰(zhàn)場，緊接著又到老家搞了三年的合作化運動，都是全身心投入。那是個風風火火、激情澎湃的年代，更多的考慮是反映現(xiàn)實，跟上時代。到后來就反右了，就“文革”了，大動蕩，大浩劫，沒有機會寫作了。即便寫也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只有到了新時期，改革開放，才有了重新回顧抗戰(zhàn)的機會。
相關新聞：
南和：無人機助力秸稈
孟買踩踏事件中至少22
黃驊冬棗采摘旅游活動
石家莊市滹沱河生態(tài)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