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聞縱深：您是怎樣走上對日索賠這條道路，并且堅持20年的？
童增：1990年，我受“東歐各國重提戰(zhàn)爭賠償要求”的消息啟發(fā)，覺得中國也可對日提出賠償要求。我首先起草了一份對日索賠萬言書，在全國兩會期間到代表駐地去，找代表提議案。媒體報道之后，受害者才知道有“個人索賠”這一權利，來找我的受害者太多了，正是這種民意推動著我堅持了20多年。
新聞縱深：為什么在日本的訴訟都失敗了？
童增：多年來日本政府不承認戰(zhàn)爭責任，掩蓋歷史，日本政府官員還多次參拜靖國神社，從而造成整個日本社會都不能正視歷史，感覺自己是受害者，懷疑甚至無視侵略中國造成的這么多的屠殺案子。
由此，在日本打官司，法官自身就沒有這種記憶，他們從感情上，從歷史認識上，不可能公正判決。最終判我們敗訴的理由，是1972年《中日聯(lián)合聲明》中國政府放棄戰(zhàn)爭賠償要求的條款，日方認為其中包括個人賠償。事實上，中國外交部曾多次予以駁斥，日本這種解釋是片面的、非法的、無效的。
新聞縱深：為什么還要堅持到國內起訴？
童增：在國內起訴，是有國際法和國內法依據的。而堅持起訴，則是要盡到國際義務，是為了戰(zhàn)爭悲劇不再重演，維護二戰(zhàn)戰(zhàn)后和平秩序，捍衛(wèi)二戰(zhàn)勝利成果，從這個角度出發(fā)，國內法院應該按照法律，依據事實，為解決二戰(zhàn)遺留問題提供可借鑒的判例。
相反，如果一方錯了，而另一方只是原諒，不進行索賠，那可能就縱容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，就縱容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參拜靖國神社，更加篡改歷史，因此，我們拿起法律武器討公道，實際上是給日本一個贖罪的機會，而不是為了制造仇恨。
新聞縱深：有人認為，在國內起訴，有關戰(zhàn)爭索賠的法律并不完善，您能分析下訴訟的前景嗎？
童增：任何公民都有要求法院立案并公正審判的權利，一國政府在他國成為被告，并不鮮見。作為二戰(zhàn)遺留問題，中國受害者的權利更應該得到法律保護，我想法院會依據法律立案并進行公正判決的。
而今，戰(zhàn)后將滿70年，日本政府仍沒有謝罪賠償，親歷和見證的一代人已所剩無幾，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帶著遺憾離去。當前的對日訴訟已經露出曙光，我們的法治在不斷完善，國內法院在對日索賠訴訟案件方面的進展，讓受害者們看到了希望。
至于中日關系好壞與否，跟對日索賠訴訟沒有關系，因為這是當年日軍犯下的暴行。對日訴訟針對的不是日本的和平居民，而是針對當年的暴行，正視歷史才能世代友好，因此不應受到中日關系好壞的影響。 采訪/河北日報、河北網記者 董立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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